• 原创

    对你这种人,

    到了三楼房间,邓廷铿把孙中山一把推进去,当即落锁。马格里在外面对孙中山说:“你不是姓陈,你金表里刻着孙文二字,肯定就是那个通缉犯。现在奉了龚公使的命令把你拘禁在这里,我们已经发电报到国内总署了,等到总署回电以后,才能把你放出来。”孙中山身陷囚囹,追悔莫及,还想跟邓廷铿套套近乎,问能不能允许他返回寓所拿些日用的东西,也被拒绝。
    但是好事多磨,官僚和宗教机构永远是发明家们的最大敌人。虽然莫尔斯多次向美国国会提出申请,希望政府能够出资建立一条电报线路。但直到5年后的1842年,美国国会才批准了他的这一议案。那时候,可怜的电报先驱已经身无分文,只好向自己的学生借了50美元,才能购置一套像样的服装前去参加国会的听证会了。
    介绍完了盛宣怀和胡雪岩围绕着电报展开的这一场龙争虎斗,我们掉回头来重新梳理一下盛宣怀在电报事业中的助力和重要地位。
    就在此时,李鸿章的折子已经递到了北京城,指责胡雪岩庸碌无能,徒糜国币,并强烈要求国内电报统一管理,长江支线应交由电报总局进行建设。在李鸿章的暗中策动下,许多大臣也纷纷上书,要求撤换胡雪岩。慈禧见群情汹汹,而且胡雪岩施政确有失当之处,于是应了李鸿章所请,左宗棠只好拱手把长江电线架设一事交给盛宣怀。
    大北公司被盛宣怀玩退了,中国电报局乘胜追击,其余诸线传檄而定。盛宣怀杀得性起,甚至一路追杀到香港,不知用什么办法说服港督弃置港英当局架设的新安线,以中国线路代替,并在九龙设了中国电报局的分号。
    比莫尔斯发明出他的电报机早84年的1753年,就有人试图用电力来远距离传递信息,这时候离伏打发明电池还有40多年呐。这位名叫摩利孙的老兄的设想很简单,很直观,也很有趣。我们都知道,静电感应是可以吸引灰尘、纸片这样的轻薄物体的。摩利孙就利用了静电的这一特性,从发报点到收报点扯了一束26根的金属导线,每根导线的末端都挂着一个金属小球,球下面又挂着一张写有字母A~Z的小纸片。发报端的人用静电机依次连接导线,导线另一头的纸片会被吸起来,收报端的人就可以按照字母纸片被吸起的顺序组成文字。这种方法稍微一推断,就明白投入实际应用的难度有多大,试想静电能有多大功率,又可能传递多远呢?就算功率问题解决了,发、收信繁琐,容易出错等问题也是这种静电电报的致命伤。所以虽然后来还有许多发明家沿着摩利孙的思路继续研究,但是始终没有一个人能造出一台用于实用的静电电报机。
    当这一切工作都准备就绪以后,大北把几条工程船伪装成趸船,白天停泊在出海口,夜里抓紧施工,偷偷把海线引入长江,顺着黄埔江直接架进上海水域,在张华浜对岸的浦东红庙设置了第二个电报房,并于1871年6月3日正式开始通报。
    可惜一时失察,遂成了千古之恨。陈宦的这封通电,可以说是民国历史上最蹩脚的一封了。
    电报是个赚钱的行当,说是“金线”也不为过。各地督抚位高权重,自然不愿意把这个能生金蛋的鸡拱手交出。山东巡抚孙宝琦等人就上奏,反对将本省的分线交给邮传部管理。虽然最后在中央政府的压力下,“省电归部”政策得以执行,但是也埋下了不和的种子。
    结果修改来修改去,这一拖延就拖到了5月21日。这时恰好成都周围发生小规模的兵变,陈宦以为谁跑过来搞兵谏,吓得立刻把邓文瑗叫过来,让他拿出电报草稿,匆匆改了几笔,拿去电报局发布。
    大北公司本来以为中方官员都是些满口之乎者也的老腐儒,就算是洋务派的官员,也不过是粗通商务,对技术一窍不通,自己可以从中大捞一笔。结果他们代购的材料三番五次被郑观应退了货,还写信严厉斥责大北公司不按合同办事,还清楚地指出哪里不符合标准哪里以次充好,该用五米的冗余回路只购了四米、接线金属头成色不对,等等等等,诸如此类。大北公司的代表大吃一惊,我靠,这是行家啊!
    这封电报的意思是,你让我背叛张作霖当叛徒,行啊,你先背叛曹锟先,咱们哥俩都是王八蛋了。语意直白粗俚,跟吴佩孚的行文简直就是天壤之别,但道理却说的清楚无比。
    饶汉祥那封通电蛊惑人心的效果越大,等到张学良现身以后,精神上的反作用力就越强。他卯足了劲儿打出的骈文拳头,最后全招呼到了郭松龄的身上。结果一听少帅亲来,郭军士气立刻一落千丈,上到将领,下到士卒,谁也不愿意跟张学良过不去——我们打仗本来是为少帅,现在少帅反而打我们,这算怎么回事啊?
    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恰好处于十字路口,后有封建王朝的包袱,外有西方列强的物质与思想冲击。电报的出现,为当时的人们提供了一件前所未有的武器,一件可以改变传统的武器。封建王朝掌握了这件武器,可以更迅速地维护统治;革命党掌握了这件武器,可以更高效地起义串联;北洋军阀掌握了这件武器,可以让他们的军队更为强大;讨袁护法等军掌握了这件武器,可以更广泛地赢取民心,占据舆论高地。
    咱们就拿陈嘉庚老先生在抗战时的一封电报作个例子。在两页电报纸的下方印有一排排四字一组的数字,这个就是中文电报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以前电报码都是手写的。到了1933年的时候,中国正式引入打字电报机,从此电报码的抄录全都变成机器流程,铅字印刷,省却了无数人力。
    邵飘萍是天生的记者,极有探究精神,以“开着汽车抢新闻”而闻名京津,总能想出种种匪夷所思的办法,令后世狗仔队都自愧弗如。

    他浑然不觉盛宣怀早在谈判前就和大东公司眉来眼去,这顶绿帽子早戴到大北公司头上了。
    这两个故事都有偏颇之处,故意把反对的文体写得很长,把支持的文体写得很短,权当趣事则罢。但这也反证电报费用之贵,已经使人达到对字数锱铢必争的地步。
    康德黎最开始想去找参赞马格里帮忙,结果在宅邸里扑了一个空。他没办法,只能去苏格兰场报案,却未被受理。后来柯尔再次传递消息出来,康德黎这才知道马格里是这起拘禁事件的主谋,龚照瑷已经打算下周递送孙中山出境,假称他是个疯汉。康德黎没办法,直接去了使馆,威胁说此事已报告给苏格兰场与外交部,使馆却拒绝承认内有孙逸仙这个人。
    自从这封通电公开之后,陈宦就一直霉星高照,完全丧失了政治智慧。他先被撵出四川,狼狈不堪地回到北京,然后府院之争时又站错了队,问黎元洪要湖南督军的位子,以致与段祺瑞彻底交恶;后来他得罪了大将傅良佐,还跟部下冯玉祥结梁子结到大拆铁路的地步,最后弄得四面楚歌,被迫引退,从此再未复出,淡出了历史舞台。
    为什么要说“又”呢?因为在他之前,一代名臣沈葆桢曾经申请在台湾设立电报局,李鸿章和奕䜣也十分赞同。本来两宫太后也都点头了,但因为朝廷里的顽固派反对,最后终于未能成事。反对派里最强硬的一个人是工科给事中陈彝,他写的奏折拿现在的眼光来看特别可爱,不妨录上一段如下:
    后来陆荣廷趁着黎元洪和段祺瑞府院之争的机会,驱逐了孙中山,并且通电全国,声明两广自主。此举其实是想在事实上形成区域割据,方便自己做土皇帝。这种开历史倒车的举动实在是天理不容,一时造成了广东人民“恨桂殊深”的局面。
    这一条闽台电缆用得相当久,日据时期也用,二战时期也用,二战胜利后台湾回归祖国以后,还曾经用这条线与福建外海的川石岛电信局进行通讯,一直到1949年把它截断。后来加拿大出了一位台湾史的研究专家史康迪,他从1982年开始就试图找到这条电缆,走遍台海两岸,爬梳资料,一直到今天仍旧没有放弃,前后近30年,其中波折不可历数——不过这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这个丹麦大北公司(Great Northern Telegraph Co)是由丹挪英电报公司、丹俄电报公司和挪英电报公司在1869年合并而成,总部设在哥本哈根,主要经营陆地和海底电缆业务。这家公司的背后支持者是俄国沙皇本人,财力和政治影响力都十分强大。
    可惜国际政治,不是靠小聪明就能掌控的。据说几个国家的外交人员拿着这几封大同小异的电报一对,笑得“为所颠倒”,笑完了,又不禁感叹这位满清的最高统治者实在是不可理喻。各国外交人员把电报转回国去,压根没有几家政府当回事。慈禧翘首以望,却是石沉大海,一封回电都没有。几个老牌强国根本懒得搭理这个无知昏庸的老妇人。
    清朝末年,经过了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之乱,清朝政府背负着沉重的军费和战争赔款,对地方财政的控制空前弱化,虽然一再加税加捐,也开始课收厘金,但中央还是经常陷入财政窘迫、无钱可用的尴尬局面。
    失之英吉利东隅,收之美利坚桑榆,英国海军话音刚落,莫尔斯电码便在北美大陆呱呱坠地,不思进取的约翰牛就这样把发明电报的殊荣拱手让给了扬基佬莫尔斯。
    可惜这个外号完全名不副实——这个“丁鬼奴”非但不是洋鬼子的奴仆,恰好相反,他最擅长收拾洋鬼子,专克外国人。
    而陈宦这时候在作什么呢?他开始的时候确实不负袁氏所托,打起精神与护国军周旋,还颇打了几个胜仗。可全国局势逐渐有了变化,他就和所有善于揣摩上意的“聪明人”一样,开始犹豫了。他这几个月以来一直在关注全国局势,发觉袁氏已经不得人心之极,除了北京筹安会那一群人以外,没有人肯帮他说话。自己究竟还要不要效忠袁世凯呢?陈宦那个时候也充满了矛盾,派了人去四处去探其他督军的口风,自己却难以下定论。
    所以清廷先是把电报线路由“商办”收赎为“官办”,后来更是提出,要“省电归部”,进一步加强电报的中央集权。邮传部先后上了《拟将各省官电归并部办折》和《遵旨将各省官电归部办理谨酌拟办法折》,指出“伏维电报之设,义重交通,必须有居中驭外之枢机,乃能收指臂相联之实效。考诸东西各国办理电报,靡不集权中央,用能界限分明,事权归一。中国电报向系官商分办,商电业经臣部收回,官电仍由各省自办,彼此畛域不能划一”,认为“应将各省官电统归臣部管理,以一事权,而便统筹”,请求将本来由各地督抚管理的电报分线收归部有,进行统一管理。
    大清的官员们对电报的正面价值,表现的很迟钝,恰好相反的是,他们对电报可能产生的负面作用,却十分敏锐。沈葆桢曾经致函总理衙门说:“查外洋之轮船,捷于中国之邮递。一切公事已形制肘。若再任其设立铜线,则千里而遥,瞬息可通,更难保不于新闻纸中造作谣言,以骇视听。”这从一个侧面表达,中国官员已经隐约有了预感,通讯手段的革命,很有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社会变革,进而导致旧体制的崩溃。
    可吴佩孚的通电手段纵然神妙无比,却偶尔也有阴沟里翻船的时候。直奉二次大战,吴佩孚打了封电报给张宗昌,劝他倒戈叛离张作霖投向直系,在电报里极奉承之能事,还拼命拉老乡情谊。结果呢?张宗昌这个大老粗一点不含糊,当即给他拍回一封,里面说:“要我倒张,你要倒曹,要做王八蛋,大家一起干。”
    当然,这不是真事,只是我为了叙述方便而设计的一个历史场景,但也并非无本可据。历史上蔡锷确实和梁启超有过类似的来往。袁世凯称帝的时候,怀疑蔡锷要对他不利,派人搜查过蔡将军在北京的居所,目的就是为了找出他所使用的电报密码本。结果一无所获,因为蔡锷生性机警,那几十本密码早就藏到了天津梁启超家的枕头底下。
    孙中山一贯关注欧美时局,对这段历史知之甚详。他便对柯尔说:“你听过土耳其苏丹屠杀亚美尼亚人的事么?”柯尔点头,孙中山见他面露厌恶,知道这次算是赌对了,趁机说:“土耳其苏丹不喜欢基督徒,所以就对他们进行屠杀。其实我也是一样,我是中国的基督徒,希望能够在中国进行改革,可中国的皇帝敌视基督徒,所以指使爪牙来迫害我。你们同情亚美尼亚人,那么也应该同情境况相同的我才对。”
    盛宣怀早对此洞若观火,他也不急,谈判桌上笑眯眯地说道:“既然贵公司如此有诚意,那吴淞口的旱线就按你们的意思,拆了吧。”恒宁生一喜,以为鱼上钩了,没料到盛宣怀还有后话:“……至于厦门旱线嘛,却不太好办呐,咱们得仔细商议商议……”
    沈葆桢得知以后,一怒之下告去了朝廷,说咱们刚跟洋人作了海陆约定,李鹤年这么干,不是等于自己扇自己耳光么?结果朝廷责成李鹤年立刻收回陆线,大北公司出了钱,也揪着他不放。李鹤年左右为难,忽然想到了丁日昌的那段往事,也如法炮制,煽动当地农民把电报线全拆干净,对朝廷有了交代。而大北公司方面,李鹤年在1876年2月25日派了唐廷枢去谈判。谈判的结果是合同取消,但是工程费用照付,足足付出了15万两白银之巨。败国之臣,无能竟至如斯!

    这句话太蹩脚了。别人反袁,甭管真假,都号称出自公义。像冯国璋拉了李纯、朱瑞、靳云鹏、汤芗铭几个将军,发密电给全国号召取消帝制,说什么虽深受项城知遇之恩,却不敢以私德废公义云云,冠冕堂皇,既响应了全国民意,又不致跟袁世凯彻底闹翻,用词也特别讲究,只敢说“劝退”。

    这两位中国商业巨子的斗法以争设国内首条电报线路为发端,错综复杂,精彩好看,延续数年后,以胡雪岩的败亡而告终,电报在这出好戏当中,恰恰扮演了最为重要的角色。

    慈禧太后对于没捉到康有为非常不满,勒令务必捉拿归案。就因为康有为一个人,先后关闭了北京九门两次,停运了京津铁路三回。最后步兵统领衙门才调查清楚,原来康有为早就坐火车去塘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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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美评论

    Comments

    2、见
    那么你就再原谅我一次吧!什么人最该死?我这种人最该死
    的桥

    老娘变天鹅的时候

    ?爱笑
    爱情在最醇美的时候
    魏保茹
    也给不了你拥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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